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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从域观经济学范式认识中国奇迹

2021年05月25日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01期    作者: 陈晓东

摘要: 西方主流经济“微观—宏观”范式思维的核心,假设具有充分经济行为自由的理性经济人,生活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自由世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始终解不开“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在改革开放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各级地方政府,具有域观特质。需要构建新的域观经济学分析范式,并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构建。

关键词: “微观—宏观”范式经济学新范式域观特质中国特色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8VXK002)阶段性成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14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1)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奇迹,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微观—宏观”范式始终解不开的历史之谜。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范式框架中,以虚构的一元化符号体系替代真实多元的行为世界,很容易陷入解释力贫乏的窘境。2020年,世界经济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走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发达或发展中国家,无论宏观还是微观经济纷纷出现败落,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再次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越性,同时对经济学的全球重构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数千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价值特质,新中国70多年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实践,使中国经济的微观主体和宏观态势各具特色,丰富性和多元性十分鲜明。认识中国道路和中国成就的域观特质,要求经济学研究范式必须具有对复杂现象的有效解释力,具有对中国庞大经济体不平衡发展的多方位涵盖性。(2)

一、“域观”范式多维度认识现实世界

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主干由以苏联计划经济实践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以马克思《资本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构成。综合两大类经济学思想的研究范式主线,体现为基于历史逻辑的史观范式结构。改革开放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不断融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包含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主流研究范式。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 原子化的个人具有充分的经济行为自由,生活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自由世界,按理性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基于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构想的经济世界,在想象的绝对空间中推演出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人人都按经济理性自由行动,形成一个可由单一规律描绘的一元化世界。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虽然不否认现实中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但却舍象社会人的不同特质,推崇人性生来自私的普适性;虽然不否认现实中企业之间的异质性,但却假定企业的性质与行为目标都是为了利润最大化。(3)同质微观经济主体的自利行为,在无差异的均质空间中运行,被说成是“现代经济学”不容置疑的“公理”,因与在自然科学实验室条件下形成的“纯粹理想状态”类似,而称之为“科学”。在舍去基本制度的本质差别及其动态变化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得以使用越来越复杂的数学推导方法,解释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难以存在的经济学假定问题,或论证凭直观就可得知的常识性结论。经济思想的成熟与进步,逐渐表现为形式越发好看、更加抽象、类比更强、十分华丽的经济模型,而不是对现实世界经济社会变化作更深刻、更全面和更详细的系统阐释。

自反对劳动价值论的边际革命以来,现代经济学向数学化形式经济学的演变,不断遭到其体制内有识之士的诟病,被戏称为“黑板经济学”。模仿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演绎法,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方法。首先在理智上虚构一些假设,然后建立抽象的数学模型,接着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求解,最后得出“合意”的结论。(4)弗里德曼一针见血地指出,“越是有意义的理论,其假设就越不现实”。(5)卢卡斯表示,这些模型的结果并非现实经济世界本身,其虚拟的相关性在于“通过时间序列近似模拟出现实经济的时间序列”,结果“经济思想的进步意味着越来越好的、抽象的、类比的经济模型,而不是对世界的好的书面描述。”(6)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数学中数量关系的抽象作用在于,“为了对这些形式和关系能够从它们的纯粹状态来进行研究,必须使它们完全脱离自己的内容,把内容作为无关紧要的东西放在一边”。(7)主流经济学越热衷于精致的假设推算工具,就越难以准确解释现实经济社会的发展。主流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这一“非常稳定的、高度简化的人性中推论出有关社会中的人的法则”,(8)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因而都落入了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分析范式。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微观—宏观”范式,撇开真实社会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价值、文化、制度、环境等因素对人的内在社会作用,把人类生产生活的社会环境假设成物理学的绝对空间,以确保其假设能够推导出一般均衡的结果,使宣称的规律具有严格的逻辑性和普遍性。“黑板帝国主义”以工具理性宰割本真理性,凌迟充满个性与多样化特质的真实世界。其不合理性正如金碚批评的,“在完美的形式逻辑外观下,经济学有其内在逻辑缺陷,不仅在逻辑推演中过度依赖于假定条件,而且有的假定是脱离现实甚至无视真实的,为了贯彻工具理性而往往丢失本真价值理性”。(9)金碚主张,用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弥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缺陷,“域”的描绘可抽象为三个主要维度。(10)第一个维度是经济理性,也就是“微观—宏观”范式中的最基本假设。经济理性在经济学中抽象为工具理性,假设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仅有这个维度不能真正刻画人类理性或行为取向。因此,第二个维度即价值文化必不可少。人的类本质,不仅因其有意识和思想,而且是能制造工具以及有目的使用工具的物种。人的不同想法、行为和倾向直接导致每一个体的不同行为,在具体分析中不能将其完全抽象为无差别的人,不能将其排除于范式分析框架之外。第三个维度是制度形态。制度的形成并非理性构建的结果,而是历史长期演变的结构沉淀,制度同样具有多样性。经济学如果仅局限于经济理性唯一维度,“微观—宏观”范式的现实解释力将日渐匮乏。在理性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文化价值和制度形态等问题,是经济学作为认识之学和致用之学的根本体现。多维度观察和认识现实,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方向。现实中的不同国家或地区,存在不同的企业群体,具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受不同社会制度的制约,这一混成的具象总体作为研究对象,可统称为“域”。将经济研究的范式承诺,从“微观—宏观”视角拓展为“域观”视角,域观经济学从简单的逻辑抽象一端,向更为具象的方向上升,在之前的简单范式框架中加入新的复杂维度,有助于更好地描述现实和理解现实。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域观”特征

基于西方主流经济“微观—宏观”范式刻画的无差异均质空间,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眼中,世界各国都应该是均质的,都应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正如桑巴特所言,欧洲移民抛开了能够抛开的一切立志来美国,在纯粹理性原则基础上,创造一种自己认为全新的生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如此赤裸裸地表现出对钱财的贪婪,甚至每一次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都是以赢利为目的,为了赚钱而赚钱。在这里,人们时时刻刻都在为了赚钱而奋斗,不到死亡的那一刻,这种对利润的永不满足的渴望是不会停下来的。在美国,人们对资本主义以外的任何一种谋生方式都一无所知,正是一种欧洲国家从来没有过的纯粹经济理性,让人们攫取利润的欲望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哪怕通往资本主义道路是由无数尸体堆砌而成的,也无法阻挡资本主义继续前进的脚步”。(11)

域观经济学视域下的现实经济,就如同达尔文进化论描述的生物世界,可以区分为具有各自特质的个性和“域态”。域观分析范式在逻辑构架上首先承认,由同质性与异质性共同决定的域观特征,将域质性作为观察经济世界的基本范式思维。人类历史上的各种社会制度,并不是凭借“合理”理性就能构想和建立起来的,而是一定社会主体相互碰撞,不断实践、试错和选择的结果。不同理性判断的选择,最终取决于占优势的社会主体发展需要的取舍,因而必然是多元的、多样的丰富世界。世界各国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不可能千篇一律,也不存在绝对空间中的最优制度,中国的社会生态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域观特征。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诸多域观特质中,最大的特征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所形成的强大社会组织能力和国家动员能力,是中国能够采取非常措施与政策安排,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必备条件。(12)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危难时刻,在一系列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中国共产党处处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放在首位,充分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3)中国共产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始终反映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14)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在中国革命各个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决定性组织动员作用,是任何非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政党所无法企及的。党领导一切包括对经济发展的领导,表现为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直接制定贯彻基本路线,构建路线落地的各种制度安排,尤其是当前正在全面落实的新时代发展理念。党的领导不同于“微观—宏观”范式中描绘的“政府”调控机构及其作用,前者的地位和功能是“超宏观”的,具有全方位影响力。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和工业化史,具有创新与探索的特质性,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新中国成长壮大的独有域观特质,作为条件与基础,是其他国家难以模仿或复制的。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政策安排不存在最优模式,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本国国情的有效适应性,就是最现实的理性选择。

在世界百年未遇大变局下,世界进程踏入动荡变革期,“微观—宏观”范式越来越难以解释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经济突变现象。它描述的经济世界是一元单调的,许多反其道而行之的重要现实,不是被视为异象,就是干脆不承认,或是将其视为未曾预料的“黑天鹅”“灰犀牛”,都无规律可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长期高速稳定发展的奇迹,在“微观—宏观”范式看来有悖理论常态,须除之后方有资格被纳入世界主流社会体制。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经济体之间的要素流动、贸易畅通、投资交融,但并不必然出现各经济体的同质化和同构化。地理、文化和制度因素导致的经济活动空间差异性,决定了经济全球化不可能排除经济发展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这些不同的经济世界祸福相依、损益相联,各具特色。即便在“微观—宏观”范式训练下成长的人们,每当他们抬头看世界,都会像斯蒂格利茨那样发现,在旧体制结构的动荡中,“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经济体系,就是全球化新格局中不同于以美国为首西方世界的“另一种世界”。

按照文化多样性原理,我们还可以断定中国之外,还存在着更多性质特征不同的“另一种世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经济体系是经济全球化多元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将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存在,而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具有发展潜质。经济全球化只有容纳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第三世界国家,更具包容性,世界经济发展才更具有可持续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中国经济同其他国家的相似性会越来越高,但不会完全消除各自的特质差异性,也不会因差异性的减少而使经济全球化失去活力。

从域观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看,各国经济发展都基于自身社会的需要,具有独特的域质特征。美国施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德国施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而中国施行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各具特色发展道路与经济模式的制度沉淀,都有各自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价值选择。处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诸多市场经济国家主体,都有公平竞争和互利合作的要求,各具域质特性的互联互通显得十分迫切,霸权主义“长臂管辖”必然失道寡助。在国家间的谈判与协调中,需要参与方能够互利共赢,全球化才不会被逆转。经济全球化的多元化结构和多样化趋势,要求各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三、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特殊角色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有关增长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从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看,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被定位为“守夜人”与“补缺者”功能;虽然有时政府也会出现在经济舞台的中央,但始终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主角。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在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仍在继续。这是“微观—宏观”范式难以解释的。

中国自1978年开启的这场自上而下渐进式改革,考虑到各地历史传统、文化差异以及发展现实等因素,党中央在国家层面提出的改革方向和原则,一般都给地方政府在微观层面留出因地制宜的较大空间。这种基于市场化改革趋向的地区间分散性“摸着石头过河”,正是中国在渐进式改革中解决“哈耶克知识问题”(15)的正确选择。市场经济规律并非西方主流经济“微观—宏观”范式所包装的“一般规律”,如同自然科学仅是大自然中有机界(包括人的生物属性)或无机界物质运动规律的反映。无论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都是一定社会主体为物质生产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与手段,具有鲜明的历史文化特征,其效率取决于它们与经济社会环境的相容性。市场经济与生产条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化,不存在脱离这些关系而放之四海皆准的抽象匹配模式。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曾认为,中国转型初期采取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是最糟的方式,(16)但中国在市场导向的持续改革中,不断调适与公有制相容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了继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规模最大的一轮经济增长。(17)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一直试图揭开“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但囿于“微观—宏观”范式终究无解。

具体而言,在中央政府统一的宏观调控政策下,如何看待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如果说各种资源与要素的比较优势,是导致各地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那又如何解释在起步条件相似的区域或其内部,仍然呈现较大的差距?在传统的“微观—宏观”范式框架中,很多分析因素可能仅是经济发展的“果”而非“因”。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或企业家发挥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关键作用无法忽视。中国这样的大国,各省的管辖范围和经济体量,许多达到甚至超过欧洲的一个国家,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时,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或舍象中国经济发展由区域发展不平衡而凸显的特殊域质性。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政府主导的经济持续增长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尽管“政府主导型”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因其结构失衡严重而常招致批评。(18)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是中国在体制转型期,以及有效跨越“循环累积因果论”(19)陷阱的一种必然选择,因而不能凭空得出“没有政府主导,经济就会更好”的判断。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与现实都已证明,大型经济体的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生活标准最高的国家如北欧国家是如此,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如中国更是如此。(20)政府主导型模式的副作用,是政府僭越了历史文化阶段、替代市场或没有尊重市场主体造成的。(21)

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中,政府出场一般发生在“市场失灵”的时候,也在经济被“纳什均衡”困境锁定的范围,任何一个微观市场主体都没有动力也无能力走出困境,地方政府的干预于是成为摆脱困境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与选择。(22)而在不拥有市场经济“基因”的特定地区及特定发展阶段,政府对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体系的建设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23)因此,政府作为不完全计划经济和不完全市场之间的“链接者”,其影响是其他主体所无法替代的,地方政府在市场化改革中不自觉地扮演着市场主体的角色。(24)“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所以引发广泛关注,就在于其增长过程的非常之处。在资源、人才、技术等方面,改革开放伊始的中国并无绝对优势,人均收入还处于世界较低水平,按照西方标准衡量的制度质量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排名也较为靠后。(25)依据西方主流经济“微观—宏观”范式,中国不可能出现载入史册的经济持续增长奇迹,而事实恰恰相反。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地方政府为谋求更多地方经济发展机会,利用自身在区域经济社会中的关键地位与超然身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推动区域经济增长。这种不遗余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地方政府角色,可谓举世罕见。按照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转型国家的政府过多介入经济活动,是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甚至认为政府是经济增长的“头号杀手”——无能、腐败和低效的政府对经济增长的阻碍是致命的。(26)可见,政府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经济发展历程中的积极作用,与西方主流经济“微观—宏观”范式格格不入。

“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困惑的吸引力在于,虽然政府治理结构如同产权制度一样影响着经济增长,(27)但中国特色治理体系正是中国政府能够积极推动自身经济发展之本。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既是转型期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也是市场重要资源的支配者,还是社会文化变革的引领者,更是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者。政府具有如此之多的角色定位,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微观—宏观”单一范式难以展开全面深入的考察,出现了许多令西方理论困惑的相悖现实。中国政府这一“有形之手”,从一开始就不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框架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远比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丰富多彩,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都较为深入地参与到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稳定的方方面面。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性,就在于政府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同时又面临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研究中国在不同领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丰富实践,准确把握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域观特质,才能解开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之谜,解释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性,为解决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铺设学理之路。

结语

在进入动荡变革期的当今世界,西方主流经济“微观—宏观”范式已经难以解释人类面临的各类经济现象与经济行为。但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主流经济范式,仍顽固地在中国与西方进行国际谈判尤其是中美贸易争端谈判中作祟,成为霸权主义“长臂管辖”的所谓理论依据。在他们看来,各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应遵循西方模式,否则就被冠以“非市场经济”,排斥在经济全球化之外。然而,文化是多样的,世界是多元的;世界经济也是非匀质的,各国经济更是非同构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世界各国因其历史不同、文化各异,在国情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市场经济秩序,必须予以尊重。

新中国经济的特质性发展不仅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还在改变世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新兴产业发展背景下,中国正在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秉承古代先贤提出的“和而不同”思想,中国从与世界接轨到融入经济全球化,正在促进经济全球化格局发生重大改变,特别是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推动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秩序的历史转变。学界关于新分析范式域观经济学的讨论正逢其时。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3页。

2.参见金碚:《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管理世界》2019年第2期。

3.参见金碚:《以新范式思维认识和应对经济全球化格局的新变化》,《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年第3期。

4.参见陈晓东:《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思想基础及其局限——兼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创新》,《区域经济评论》2019年第1期。

5.M.Friedman,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14.

6.小罗伯特·E.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朱善利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58、255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页。

8.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04页。

9.金碚:《关于开拓商域经济学新学科研究的思考》,《区域经济评论》2018年第5期。

10.金碚:《以新范式思维认识和应对经济全球化格局的新变化》,《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年第3期。

11.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王明璐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4页。

12.参见金碚:《中国经济70年发展的新观察》,《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6期。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6页。

14.参见顾小璐、陈晓东:《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价值体系》,《中州学刊》2020年第11期。

15.狭义上的哈耶克知识问题,可理解为“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涉及社会经济如何有效利用分散的个人知识。(参见格尔哈德·帕普克:《知识、自由与秩序》,《知识问题及其影响》,黄冰源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32页)广义的该问题涉及,以上述理解基本视角,考察个体、社会和经济相互关系的方法和思想,包含个体与社会多层面的知识的构建、演化和应用等。知识问题源自哈耶克在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中,对市场价格机制的辩护及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批判。此后知识问题不断拓展,特别是与哈耶克自发秩序论联系,具有一般进化论、认识论等多方面含义。虽然主流经济学界似乎将哈耶克排除在外,但随着对经济学主流范式的反思和批判,新兴的经济学方法和理论如演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日益与哈耶克遥相呼应。(参见谢志刚:《哈耶克知识问题中的信息与知识论》,《人文杂志》2018年第6期)

16.参见K.M.Murphy,A.Shleifer and R.W.Vishny,“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Pitfalls of Partial Reform,”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7,no,3,1992,pp.889-906.

17.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8.参见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

19.“循环累积因果论”由缪尔达尔于1957年提出,后经卡尔多、迪克逊和瑟尔沃尔等人发展。他们认为,动态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各个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一个因素的变化引起另一个因素的变化;又反过来加强前一因素的变化,导致经济社会沿着最初因素变化的方向发展,形成累积性的循环发展趋势。这种累积效应有两种相反的方向,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区域经济能否得到协调发展,取决于两种效应孰强孰弱。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阶段,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使区域经济难以协调发展。市场力量的作用一般趋于强化而非弱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因此缪尔达尔等认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要有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参见G.Myrdal,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London:Duckworth,1957.

20.参见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56页。

21.参见刘志永:《转型期地区创新系统中的“双主体”——基于政府与企业家的演化博弈》,《经济问题》2020年第5期。

22.参见陈天祥、胡菁:《行政审批中的自由裁量行为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23.参见陈栋生:《更新发展观念、转变增长方式》,《计划与市场探索》1996年第3期。

24.参见李义平:《当前制度框架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分析》,《当代经济科学》2004年第5期。

25.参见F.Allen,J.Qian and M.Qian,“Law,Finance,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vol.77,no.1,2005,pp.57-116.

26.参见W.Easterly,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Economist’s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in the Tropics,Cambridge,MA:MIT Press,2001.

27.参见A.Shleifer and R.W.Vishny,“Corruption,”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8,no.3,1993,pp.599-617.

 

陈晓东.从域观经济学范式认识中国奇迹[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01):93-9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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